近些年來,經(jīng)過眾多相關專家學者的不懈努力,同時結合近年來地下出土物的印證,對紫砂壺制作年代鑒定的準確性已大有提高。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主要方面來鑒別紫砂器。
一、從時代風格韻味以及款識的可靠性判斷年代
由于紫砂器流傳的時間并不是太長,考古發(fā)掘出土物又極少,各大博物館的舊藏品也是很有限,絕大多數(shù)作品是由民間一代一代傳下來的,因此可供鑒定參考的標準器并不多。
紫砂壺的時代風格特色,與其他門類的工藝美術作品是相通的,真正屬于藝術層次的作品絕少匠氣,可謂時代價值與藝術價值并存。歷代紫砂大師們將可塑性極好的砂料隨心所欲地捏塑出各種造型,匠心獨運,造出屬于各自不同藝術風格的佳品。名家所制茗壺高矮的比例、線條的轉折都恰到好處,少一點就平庸,多一分則俗氣,線條弧度有時完全是靠大師的感覺去控制。這種感覺來源于他們的藝術修養(yǎng)和長期的實踐經(jīng)驗。
當然,同一時期的名家也可以制作出風格完全不同的作品,可從其本質看,其筆法或刀法仍然具有他的一貫風格。由此看來,鑒定傳世的紫砂名家作品,特別是明、清兩代流傳下來的紫砂壺,首先要了解這些名家所處時代的氣息與烙印,綜合考查作者一貫的制作風格。而近現(xiàn)代的偽作多數(shù)技術精到,但韻味不足。壺的神韻是藝術生命所在,這是只能感悟卻難以言喻的境界。正如書畫大家齊白石所說:“學我者死,似我者生。”所以不同名家的風格與氣韻是我們鑒別紫砂壺的重要依據(jù)之一。
紫砂藝人制作紫砂壺的最后一道工序,就是在壺底或在壺蓋、柄下端鈐蓋圖章,或是用刀直接刻款。由于印章材料堅固,名人印章一般可以沿用多年,甚至終生都在使用,應該說印章款的鑒別是判斷作者的直接依據(jù)。但是,制壺名家身后,其家人或門徒仍繼續(xù)使用其遺存印章者也不乏其人,更何況仿制得惟妙惟肖的名人印章和仿制名家砂壺是同步而生的,對于這種高水平的仿品,稍有疏忽,就容易出現(xiàn)判斷上的失誤。印章的真?zhèn)喂倘恢匾?,但切不可僅以印章對否就下結論,還必須結合作品整體的風格綜合判斷。
在紫砂壺表面起裝飾作用的文字包括款識和銘刻,可以用很多技法來完成,如刻、印、劃等,它們包含著它產生的年代、制作者、使用者等方面的很多信息,這是斷代認識上應當借鑒的依據(jù)之一。不同的時代,刻款的部位和方法也不盡相同。在書體的使用上,明代都為楷書,清代早期楷、篆并用,后期以篆書為主,亦可作為鑒別之要。
二、從造型特征及名家的制壺形制判斷紫砂壺的年代
造型是最能體現(xiàn)紫砂壺時代精神的鑒定要素之一。紫砂壺從明代中期誕生至今,有一個從簡單到復雜,從粗獷到精細、從實用性上升到藝術性的發(fā)展過程,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審美標準、生活習慣以及技術條件,因此生產的紫砂壺作品就有不同的造型特點及藝術風格。
鑒定紫砂壺,首先要明了各個時期紫砂壺造型的基本特征,以及紫砂壺演變發(fā)展的一般規(guī)律。例如,明代的紫砂壺造型多以方形、圓形為主,線條簡約,壺體偏大,平實質樸,給人一種樸質的感覺。而清代初期的紫砂壺造型與瓷器一樣,出現(xiàn)了專供宮廷皇家使用的精工細琢的宮廷壺,多以自然形與幾何形為主。另有一些民間實用型壺類,壺形小、流短、小耳柄,形制小巧玲瓏。清末及民國初期的砂壺造型款式增多,附加裝飾也增多,以仿古代名家為主,在形制上沒有多少創(chuàng)新。
名家制壺的造型大多各具特點。有的善制仿生壺,有的制壺不喜裝飾,有的圓曲流暢,有的棱角分明。
如明人時大彬善制六方或六瓣壺、僧帽壺、高提梁壺等,落款多為楷書刻款,筆道熟練、有力,所制之壺胎色赭紅,含有小泥粒,壺面一般光素無紋。當時有“千奇萬狀信出手”“宮中艷說大彬壺”這類推崇的詩句。
又如清人陳鳴遠善制仿生壺,南瓜壺、束柴三友壺、蠶桑壺、松根壺等是其代表作。陳鳴遠之前雖有許多制壺高手,但都未曾跳出時大彬、李仲芳、徐友泉三大名家窠臼,唯陳鳴遠將紫砂壺藝推向了又一個輝煌期。除了制壺,他還制作梅根筆擱、蓮蕊水丞以及仿花生、核桃、竹筍、昆蟲等造型的茶案陳設紫砂器,這是他獨有的特點。
再如清代陳鴻壽(字子恭,號曼生)所創(chuàng)“曼生壺”,一改當時附庸風雅、追求繁縟、因循陳襲、仿作模制的媚俗之氣,集書法、繪畫、金石于一身,設計出“曼生十八式”等獨特壺型,又結識當時的楊彭年、楊寶年、楊鳳年兄妹和邵二泉等紫砂名家,有設計、有制作,成為前所未有的一大特點。石銚(diào)壺、匏瓜壺、井欄壺、半瓦壺、葫蘆壺等是他們的代表作。
這些大師不同藝術風格的壺型特征,都可作為我們今天鑒定紫砂壺年代與作者的重要依據(jù)。名人制壺,首先不可以逾越他生活和創(chuàng)作的時代,其次必然體現(xiàn)他一貫的壺藝特色,展現(xiàn)出高品位的思想內涵和高層次的制作水準,否則,就有可能是偽作。從造型、作品的風格品位去認識作者,這個方法應該說是切實可行的。
三、從不同時期的胎質差異來判定紫砂壺的年代
紫砂器的胎質具體地說就是砂料。不同時期的砂料有著不同的砂質,而不同的砂質呈色肌理都是不盡相同的。明代紫砂與清代紫砂在砂料上的區(qū)別如同當時的瓷器一樣,大不相同。明代紫砂使用的砂料內含顆粒狀粗砂,給人的感覺是粗糙的,這是當時的煉砂淘洗技術相對落后之故。據(jù)有關資料表明,明代紫砂泥料的目數(shù)為20~30目,清中期為55~60目,近現(xiàn)代為100~120目。目數(shù)低,顆粒粗,孔隙度大,用手指彈擊這類壺,聲音沙啞、發(fā)悶。
明代制壺的砂料只是將最初用來制作大缸大甕的砂料略加澄煉而已,雜質較多,所以器表還很粗糙;又由于是與缸、甕一起入窯,所以壺身局部沾有少量釉淚。而清代的砂料,澄煉工藝總體提高,出現(xiàn)了紫砂細砂,這種狀況與工藝史的發(fā)展進程是相吻合的。清代制品的砂料是細膩潤澤的,倘若再經(jīng)常把玩摩擦,久而久之,會有一層光亮面,俗稱“包漿”,如同古代硬木家具,年深日久,就自然而然地會在表面產生一層光亮面。辨認泥料,在紫砂壺的斷代認識上是十分重要的環(huán)節(jié)。
在歷史上,每個相同的時期中,紫砂藝人所使用的紫砂料基本上是沒有太大區(qū)別的,只是煉砂調制的配方各有不同,且大多秘不示人。他們往往各自習慣使用自己配制的砂泥,呈現(xiàn)出砂質的粗細,顏色肌理的不同,嚴格地區(qū)分和觀察會發(fā)現(xiàn)他們各自的規(guī)律性。同一位名家制作出的造型不同的紫砂壺,即使從表面看是完全不一樣的,但若仔細觀察會發(fā)現(xiàn)其外弧線、柄的曲度、流與頸的角度有驚人的相似之處。就同一位作者而言,他的壺藝會隨著發(fā)展而不斷精深,不同時期也會有不同的變化,但成型的線條與細微之處的處理方法,猶如一個人寫字的筆跡一樣,基本上已成為一種習慣,技法與風格是一致的,不會有太大的差異。
四、從不同時期工藝技法的差別判定紫砂壺的年代
紫砂壺的成型工藝,各個歷史階段都有不同。這些工藝范圍還包括了燒窯方法、燒成氣氛、窯爐結構、燃料等諸多方面,這些外在的因素都會在成品上或多或少留下時代痕跡,因而也就成為我們今天斷代上的重要憑據(jù)之一。明中葉創(chuàng)始期的壺是以手工捏制為主,壺內胎往往有掏空時捏按的指紋。晚明期時時大彬創(chuàng)制了木模制壺方法,壺內壁已不見指紋,而略留用竹刀刮削的痕跡,在柄與壺身、流與壺身相接處往往比較粗糙,有時為美化接痕而貼上柿蒂形泥片,從而成為最早的附加裝飾。蓋與鈕的相接處有時也會這樣處理。由于明代不單獨燒壺,僅將壺放在瓷窯中套燒,因而常有缸甕飛灑的釉淚沾在壺體表面,有的砂壺還因受火的原因凸起氣泡,使表面凸凹不平,壺內壁薄厚不一。很多情況下,由于溫度不夠,砂壺不能完全燒結,故此胎質較為疏松。
清代的紫砂壺一般采用打泥片,再將泥片鑲接而成的工藝,所以壺胎厚薄均勻,制作精細。也有制壺大家仍然堅持以手捏制為主,如陳鳴遠、楊彭年等人,手法爐火純青,一般匠人不能望其項背。近現(xiàn)代多采用注漿成型,壺身略加修飾就極為光潤,材質細如膏泥,里外極規(guī)整,手感極輕。注漿成型的紫砂壺,需用較多的粘性土摻和砂泥,實際上紫砂的比例已經(jīng)很小了,藝術性實則是大大降低。
綜上所述,歷史上各個時期的紫砂器在造型、工藝技法、款識以及砂料、裝飾方面都具有各自不同的風格和特點。我們在總結一般規(guī)律的同時也要考慮它們的特殊性,有些名家往往出人意料地顯示出個人的多樣性。例如陳鳴遠,他的壺多以自然仿生的為主,卻也有光圓的幾何形壺傳世,風格多變,多姿多彩。隨著紫砂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收藏紫砂熱潮風起云涌,仿品越來越多,而且越來越精,令人眼花繚亂。但只要我們掌握紫砂壺鑒定的基本知識,通過造型理清時代的脈絡,了解各時期名家作品的不同風格及工藝手法,就一定能識破各種偽品,還古代紫砂壺的本來面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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